张浩
年近不惑的王耀，留着一头飘逸长发，说话声音柔和而坚定，总是喜欢用手摩挲着自己的歙砚。就是如此一位看起来很“当代”的艺术家，常常在纠结一个问题：“古代大文豪会喜欢我做的砚吗？”
“现在是制砚者最幸福的时代。”王耀这样判断。他从小在古徽州地区的砚厂长大，接受了20多年的制砚专业技术训练，手艺应该说达到了纯熟的地步。但恰恰是这样，他面临了制砚技术无法突破的问题。此时，他没有停留在工匠的层次，而是开始思考，如今采石技术发达，制砚手段先进，相比古人来说没有什么技术上的障碍，为何今人难做出古砚的神韵来？
为了寻找这个答案，王耀开始大量收藏古砚。十几年间，经他过手的古砚有十几万方，但他最终只留下了一百多方。这是因为，王耀收藏砚台，只是为了指导自己的创作。“这就像写书法要去临摹一样，制砚也需要观摩古砚实物。”
在观摩中，王耀一直想寻找到砚的“特殊语言”。而他之所以要苦苦追寻，则是因为在制砚古法的传承实践中，师傅已经借鉴了大量其他工艺品的制作技艺，比如雕塑等。但是，砚的自性又是如何呢？它有没有其他工艺品无法取代的地方？
经过了长期和古砚的“对话”，王耀如今认为，砚可谓是中华文化传承之根。“它离文人最近，文人笔下的历史都是在它的陪伴下书写的。一块砚台，早已不只是起到研墨的作用，作为文房四宝之首，它更是文人身边一位品格高尚的朋友，帮助文人调节自己的情绪，最后能够静下心来，沉稳地进行写作。”
出于让文人静心的缘由，砚就不能过于张扬，而应该是朴素的，沉稳的，简洁的。特别是砚池，它一定要成为一方砚台的主体，而不能让雕刻来喧宾夺主。“砚台的精神就跟它的材质石头一样，沉静大气。因此，制砚者要展现出石头本身的美，而不是让工艺遮盖了砚台的本性。”比如，王耀介绍，砚池要做得饱满，磨面要非常平整，才可以完全和墨结合，让墨自然流入池中，才能让砚台简单实用。要是都像某些现代砚台一样雕刻繁复，那就干扰了人的心情了。毕竟，砚台是给人用的，不是摆着看的。
王耀认为，正是因为砚台很实用，古人需要长期带在身边，才会有那么多不同样式的砚台。比如，有适合带着去游玩的行囊砚，还有适合写信的砚，以及写榜书的砚等。在这么多种类的砚台中，古代文人寄托了自己太多的生活情趣，又不知增加了多少分欢愉。
“笔砚精良，是人生一大幸事。”王耀说道。他感觉到，在一方方古砚上，承载了许多未知的信息，不知有多少篇靓丽的诗篇由它们来书写。“被古砚打动后，就不由得要尊重它们，因此自己的创作也不敢造次。”
于是，王耀常常在制砚时，联想到苏东坡等大文豪，他们都用什么样的砚？我做的他们会喜欢吗？在这种标准的审视下，王耀一年只做几方砚，默默等待历史的考验。“只有明确了砚的独特品格，才能做出有品位的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