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昕东
“在我进入巴黎当代艺术圈之后的1993年夏天，我与巴黎的同行们结伴坐火车去参观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艺术界盛会。”
当时只是听说水城威尼斯有这样的一个当代艺术活动，思想上几乎没有任何准备，也不可能有什么准备。因为按我当时所有的知识背景及经验，根本就对有近百年历史的、全球最隆重的当代艺术坐标毫无知晓，这就是严酷的现实。
作为一个泱泱的文化大国??中国与世界确实久违了。刚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那时也正从各种政治运动的纷争中摆脱出来，慢慢开启着与国际接轨的大门，谨慎地开始谈论起世界经济浪潮，对于深层次的国际当代艺术发展状态的认识几乎为零。而已经经历了“85新潮”的中国当代艺术界则已是迫切希望了解世界了。在这样一个开启未来的时刻，我进入了威尼斯，并在最近距离接触到了这个盛大而激动人心的国际当代艺术的实验现场。
亲身感受1993-2011
算上我刚参观完的第54届威尼斯双年展，前后19年，9届双年展，我个人感受颇多。
1993年的威尼斯双年展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世界各国参展艺术家的作品非常震撼。那时海湾战争刚结束，前南斯拉夫动荡不安；柏林墙倒塌后，似乎冷战面临结束；前苏联解体，美国超级霸权一枝独秀；欧洲忙于整合版图，世界未来变得异常不确定……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当代艺术作品首次出现在了威尼斯双年展上。尽管那年把中国当代艺术带入威尼斯的意大利著名策展人奥利瓦眼光独特，行为超前，中国参展艺术家阵容也非常强大(王广义、张培力、方力钧等共14位，展览协调人为栗宪庭)，但所有参展作品被拥挤地布置在罗马尼亚国家馆中(罗马尼亚总统被革命人处决，国家群龙无首，一片混乱，无暇参展)。我不知道当时有多少人注意到了中国当代实验艺术作品。当然在主题展中王友身的装置《北京青年报》装置，和蔡国强作品《龙来了》还是相当引人注目。无论如何，中国终于又回归了国际当代艺术主流，哪怕这只是国际民间力量的推动。
1995年与1997年两届的双年展，中国当代艺术作品都有出现在威尼斯，其中主要有张晓刚、刘炜参加了重要的克 兰美术馆展览(1995年)，其余基本上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为血缘上的关联，我每次都特别关注中国当代艺术家的情况，当然，这也跟自己已经比较深层次地介入中国当代艺术圈有关。
直到1999年，由于那届的威尼斯双年展的总策划人是瑞士籍德高望重的国际当代艺术界大碗哈罗德?赛曼，再加上当时瑞士驻华大使希克先生已热衷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藏，并已具相当规模。在他们的谋划下，那年的威尼斯主题展上竟然推出了有近20位中国当代优秀艺术家的作品(包括方力钧、杨少斌、岳敏君、王度、陈箴、张洹、赵半狄等)。涉及海内外几乎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先锋艺术家。尤其是蔡国强的《收租院》及陈箴的《绝唱??各打50大板》异常抢眼，并轰动一时。蔡国强获得了当年度威尼斯双年展最高大奖，中国当代艺术迅速在全球升温。中国当代艺术在西方艺术焦点中集体发声，并被隆重推出，反响巨大。
当时因为在威尼斯双年展还没有正式的中国国家馆，作为异国情调被点缀在双年展不同外围展、平行展、主题展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很有点像孤儿们的处境。当时我被经常问到的问题是“何时有中国国家馆？”、“我们想看到中国当代艺术界自己的思考与态度”……但我不知道如何应答。
在国内外专业界和非专业热心人士及媒体的积极推动下，威尼斯双年展终于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重视，加上中国经济改革此时也已取得不小的成就，国家实力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对国家文化形象的重要性获得了共识。2003年中国国家馆终于诞生了！但是好事多磨，一场非典让任何来自中国的东西都会引起世界的紧张，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似乎也携带上了SARS病毒，让人避而远之。但中国已经在缓慢崛起了，为了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与热忱，进而引起外交纠纷，威尼斯双年展组委会想出了一条妙计：让中国国家馆在中国境内的广东省设立。这可能在威尼斯双年展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可想而知，那次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影响力。我想除了国内艺术圈自娱了 一把，世界各族人民依然不知道威尼斯双年展还有这样一个分会场。如果那时有个视频同步转播，也许还有些反响效果，但那时高科技还没有今天这样发达。
中国当代艺术这种被选择的状况直到2005年中国国家馆正式落户威尼斯主场才有了改善，确实有点姗姗来迟，让人感叹。久违100多年以后，美丽的威尼斯各国国家馆聚集地“花园”已没有了多余的场地让中国来施展拳脚。中国国家馆最终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落户当年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巨型造船厂??双年展主题展的尾部，一个曾经的储油库房，再加上一个美其名曰“处女花园”的草坪，一个特别受限制、复杂甚至充满油桶的场地。迟到与落后一样，总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历史再一次为此做出了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