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为1945年中央书记处印《中国共产党党章》
在现代“红色收藏”中，没有哪一件珍罕文献的收藏比中国共产党的“一大”至“六大”文件更为难得。这其中除了“一大”文件当时根本没有打印文件之外，更主要的是党中央在“大革命”失败前后将秘密档案全部销毁。
党的“一大”文件主要由担任大会记录的毛泽东手录整理，后由李达保管呈报。今天，能够真实反映当时文件原貌的有两件珍品传世，但均在海外。其一是1922年“一大”代表陈公博根据大会记录手抄整理的论文附录中所附文件，可惜随上海公共租界档案流失海外，现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为陈公博写于1924年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附件，内容是“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其二是中国共产党呈报给共产国际的文件中有一份俄文档案卷，保留了“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译本为附件，原件藏莫斯科国家博物馆。1952年，新华社记者首次发现并披露原件内容，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档案”。俄方照相制片件，1956年由前苏联移交中国。现在中央档案馆所收藏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三件档案，都是从共产国际保存的中共代表团的档案中1957年由俄文翻译的。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举行。大会通过了《宣言》。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解决党的民主革命的纲领问题。会后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目前全国各大图书馆、纪念馆、博物馆仅发现三件，均为国家一级文物。其余尚存二件，其一为刘仁静保存，后捐赠上海“一大”纪念馆。“一大”代表陈公博论文附录中所附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流失海外。
中共“三大”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大会《宣言》、《决议案》等文件因国共合作之需，于1924年备案国民党中央执委，完整保存在国家历史档案馆中。大会文件曾有单行本发行，上海档案馆、国家博物馆各存零册，均为国家一级文物。单行本民间收藏仅披露北京范先生和长沙刘先生各藏有一原件。中共“四大”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召开。大会为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高潮作了一系列决议，但大会文件至今尚未发现一件品相完好者。民间藏有残册。
1927年8月7日，中共“八七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错误，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党的“六大”被迫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毛泽东正式当选为中央委员。“六大”文件存世珍本中必须提及的是1950年中国驻前苏联大使馆在原民国政府驻前苏联旧使馆杂物中发现的一组中共“六大”文件，后移交国内，成为珍贵的文物。中共“六大”文件于1938年在武汉等曾有过再版、再翻版，目前发现四个版本。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的这次会议，在中共党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大会主要文件有五种：毛泽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团结的大会 胜利的大会》(文件之四)、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著《建设民主的日本》(文件之五)等。大会文件除《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当年须对党外保密而仅有节选版外(1947年解禁，全文出版)，当年当月中共书记处和《解放日报》、解放社在延安出版了“七大”文件单行本，其中1945年5月中共书记处版为“七大”代表版，最为珍贵。《解放日报》、解放社版为延安普及版，发行量大，今日反倒常见。但必须提及的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45年6月航空版中共“七大”文件却极为珍贵。
中共“七大”召开期间，传来德国投降的消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但是，日本侵略军仍霸占山西等地，阻断了延安与其他抗日根据地的陆路联系，中共“七大”文件不能及时在各抗日根据地出版。若通过电报发送中共“七大”文件，文字量太大，不能避免大段的漏字和错别字。中共书记处和中宣部根据各抗日根据地“七大”代表突破日军封锁线来到延安的艰难行程，判断“七大”文件底稿人工带往各抗日根据地后再排版印刷，最快是三个月以后的事情。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把中共“七大”精神迅速普及到各抗日根据地，中共书记处决定利用美国援华空军往返延安的机会，将延安《解放日报》版中共“七大”文件的出版印刷纸型空投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再转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苏北抗日根据地直至广东东江纵队。1945年6月初，中共“七大”文件出版纸型成功空投至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日报》社所在地，后转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河北涉县，使中共“七大”文件各种单行本于当月出版，史称“航空版七大文件本”。中共“七大”文件航空版是现代红色出版史上的奇迹，凡1945年8月15日前后各抗日根据地出版的中共“七大”文件因此而具备了特殊的文物价值。
中共“八大”至“十七大”文献为新中国出版物，发行量巨大。但中共“八大”至“十七大”文献的外文版和少数民族文版、盲文版却非常精美稀见。中共“八大”至“十七大”召开和闭幕时刻，全国部分报纸出版了“号外”，这些套红印刷的“号外”多为临时赠送，品相好的保存下来的并不多，极具收藏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