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读贵报今年3月1日王翔先生撰写的《缅怀著名集邮家赵翔云先生》一文，作为赵翔云的后人，眼见当前集邮领域的大好局面，不禁思绪万千，心潮难平。文中还提到父亲赵翔云在1950年第12期和1951年第1期《近代邮刊》上发表了《对集邮界提出四项革新要求》的文章。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面对许多集邮人放弃集邮、邮会解散、邮刊停印、邮社生意清淡等多种情形，父亲奋笔疾书，呼吁大家“主动地、积极地振奋精神，在过去光荣的原有基础上，再来争取发扬光大”，并提出了四项革新要求(节录)：
一、关于邮人方面：我们研究历史上一切的文物制度，从我国开始有邮票的时候起，一直到目前发行的邮票止，都应包括在收集之列。这是立体式的集邮方法，也就是整个邮集的史料集法。但个人的财力、人力究属有限，所以我们可以作种种重点的搜集，这就是断代的或专门的搜集法，这样可以使收集的内容易于齐全、丰满与精彩。倘若我们要提倡大众化、普遍化，必须同时提倡收集旧票，一枚一枚地集，扩大邮人之间的交换面，使之逐渐求得齐全，这样兴趣一定更可提高，也就可使集邮能够深入到群众中去。
至于在我们邮人的思想方面，更必须建立起正确的观点。鉴于过去少数邮人存有自私自利心理，或囤积居奇作风，现在处于这新的社会，面对现实，面对真理，都得把它彻底洗刷清净，我们也应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澄清我们的集邮界。
二、关于邮会方面：过去我国的邮会，都存在或多少存在着地方性与局限性，始终没有一个真正全国规模的邮会出现。记得“抗战”胜利以后，我们一群集邮者由重庆返回南京，曾经一度努力组织“中国集邮学会”，就是意图搞一个全国规模的统一邮会，但是因当时的当局没有核准，结果仍冠以“首都”字样。新光也曾数度努力于统一邮会，并且成立了几个地方分会，但距离全国规模还是很远。
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并不完全是邮人不努力，其主要关键乃系于过去的政府对于集邮缺乏足够的认识。现在人民政府对于集邮极为重视，并正竭力提倡，其具体表现在如搜罗各家邮刊，以为工作上的参考，各处设立集邮组织，并且在邮票的印制上相当地适应了邮人的兴趣，所以我们希望在北京由邮政总局方面发起，用行政力量来组织一个全国规模的集邮学会，各区成立分会，各县成立支会，由上而下以一个系统来领导，由下而上地实行民主提供意见，把这个集邮总会搞好，订出一套完善的章程制度方针与规划来，这才使我广大的邮人有了严密的组织与正确的领导，不仅把集邮当成单纯的娱乐看待，还要使它科学化与教育化，这样对我人民大众才更有意义，才更有价值。
当然，我国不能以有一个全国规模的邮会为满足，还要设立储藏“国家邮集”的博物院，以及搜罗一切邮学书刊的图书馆，出版专门性的邮学书刊，以充实邮人研究的资料。
三、关于邮刊方面：我国过去所出版的邮刊，据专家统计，曾逾百种以上，除了少数含有牟利的成分以外，大都是费了一番心血的，在早年最脍炙人口的是《邮乘》、《邮典》与《邮学月刊》，皆为中华邮会所编印，内容着重于我国古票之研究，并且有英文版，颇受国际间的重视。今后在集邮风气日益开展的情况下，希望各邮刊多多恢复与发展，不过必须提出加以强调的，即除各邮刊有其特有的风格必须继续保持外，并希望在各家邮刊多多刊载些结构严谨、内容精彩、既有理论又具体的文字，不要拾人牙慧、人云亦云，而要道人之所未道、发人之所未发，这样的刊物，才会有其高度的价值。
除对刊物之外，还须提倡印刷专门书籍，如专门研究红印花的，或万寿的，或中信的，或解放区的，或邮戳的，或片封的，再如邮人录、片笺史、邮票史料汇编、集邮文摘索引等，以为邮人之参考。
四、关于邮商方面：邮商总应抱着薄利多销主义，加些合法的利润即可，否则就带有了剥削的倾向，这将会使邮业不能发达而自食其苦果。不过邮人因邮商的奖掖与善导，而使之成名于邮界的，也是举不胜举，也有重义轻利的，也有为邮人之间的纠纷而能以公正态度予以适当处理解决的。这些例子也不少。
记得从前有一位邮商，他的确能全心全意为邮人服务，譬如他平时把各个主顾所需的票品，一一记录入册，遇有合适的邮票收进，就能按记录簿去函洽售，而且价钱并不过高。这种经验也是值得经营邮业的人们效法的。
综上四项以观，这一系列的新趋势出现以后，我想集邮的风气自会有大踏步的前进和空前的繁荣。希望贤明的政府与各地集邮出版界以及我国广大的邮人与邮商，共同努力，以达成这些建设性的巨大任务。
如今，经过了60年的漫漫岁月，当年父亲的呼吁和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人们安居乐业，祖国的集邮事业正健康、有序、科学地快速发展，钟爱集邮的父亲赵翔云倘若九泉有知，一定会备感欣慰，瞑目含笑的。(赵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