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丹
谁的威尼斯？谁的中国馆？??威尼斯双年展引发的讨论背后
对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问题的争议和批评由来已久，甚至在今天抛出一个围绕于此的话题已经显得多余且不易引起什么关注。从大家关注和争论的话题来看，一般都是围绕着双年展的场馆限制、展览机制、展出主题、艺术家和作品选择进行讨论，更深层次的，则将话题引向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方向。
从场馆限制的角度来看，比较彻底和明晰的引发关注是在第52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方案征集和第54届威尼斯双年展候选策展人俞可递交给文化部的一封报告信上。当时承办中国馆项目的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收到来自海内外的近百份方案。这些方案多是将思路集中在中国符号(参展理念)和如何更大程度的突破场地限制的基础上。
以下是从网络上，摘录到的主办方对该状况的一些描述：
从应征的作品来看，无论是建筑方案还是艺术方案，相当一部分提案人还是在利用中国元素和中国符号来表现中国馆场地的理念……另主办方感到困惑：因为威尼斯双年展毕竟是一个当代实验艺术的竞技场，这些传统中国符号的一再重现，容易让中国馆显得缺乏建设性。
主办方认为，威尼斯双年展这一“艺术奥运会”上的中国馆，作为国家的艺术形象，应该向整个当代艺术界乃至全社会开放，集思广益，并给予所有足够优秀的创意以充分的机会。在未来更多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建设上，对外文化集团不但计划逐步完善中国馆参展的配套制度，以更开放的态度广泛吸收专业人士参与到中国馆的策划和建设之中，也希望能够吸引艺术专业界以外的人士贡献自己的想法和力量，让中国馆真正成为全体中国人的事业。”
在52届威尼斯双年展方案征集阶段，主办方忧虑的作为国家形象的场馆问题，在2011年成为了候选策展人俞可拒绝提交方案的直接理由。俞可与其他几位策展人在成为候选策展人后，并没有按照正常流程提交策展方案，而是向文化部提交了一封报告信，信中明确提出“威尼斯的中国馆只是隐喻出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中的艰难处境”，并要求“政府应组织专家进行有针对性的策略推广规划，来造就中国文化艺术的全局推广”。
俞可认为：
“威尼斯中国馆的现有场地是由废弃的油库和一块被称为“处女花园”的草地组成，这样的展览场地作为一个国家的形象的呈现着实影响不好，我认为，应该首先有能够体现我们国家民族尊严的好展厅，然后再谈怎样去做展览的问题。所以我并没有按照要求完成一个展览方案的策划，而是写了一个维护中国人尊严或者说维护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大展中尊严的报告，提交给了文化部。”
“关于威尼斯国家馆换馆或者迁馆的问题是件非常严谨的事情，牵扯到国家政府的国际形象和文化尊严问题，这个报告的目的是要促成政府来关心这个事情。当时在专家委员会上我已经宣读了这个报告，但此后一直没有向外界公布”。
今日，俞可向媒体公布了自己提交给文化部的信函，同时把自己与国际友人的来信也附在了来信中，对方深为中国馆的展示问题感到担忧，并主动寻找了2处不错的场地希望解决中国馆展示难的问题。
然而同样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在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问题上，更多的批评家、艺术家的观点却将主要眼光和争论重点放在了场馆之外的问题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的一些言论和观点无非以下几种，“场馆不是核心的问题”(徐冰)；“人的主动性才是重点”(黄笃)；。更深刻的有如年轻批评家段君的“最后的傀儡??2011年威尼斯中国馆”将问题主要矛盾直接提出“威尼斯中国馆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策展人的资质不能服众，也不在于展览机制的缺陷，而是中国馆已经彻底沦为金钱和官方意识形态的傀儡。”
这场大范围的讨论，也有其他文化学者加入进来，艺术从业者徐家玲的一篇《威尼斯中国馆不值得再批评》则将问题从内到外都剖析的非常明确：
事实上，威尼斯双年展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并不能说明中国馆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反过来说，意识形态化的中国馆也不可能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和当代文化的“国家形象”，这与今年年初在纽约时报广场亮相的“国家形象宣传片”一样，不过是一场大动干戈的冷幽默。国内的一些批评家对威尼斯双年展的批评显得愤愤不平，认为策展人应该是某某，应该怎样去选择，真是关乎艺术还是关乎利益，关乎做了威尼斯双年展的策展人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和权威性，这些都令人生疑。还有人甚至把中国馆的场地简陋上升到“民族尊严的问题”高度，这种批评本身也是意识形态化的，也值得批评。
我们不能要求威尼斯双年展都围绕中国馆为核心，突出中国的大国形象和地位，反倒我们更应该思考和批评的不应是中国馆，而是更大的范围去思考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如何才算真正强大。
所以，在目前的现状中，任何一种争论都不可能真正解决和缓解中国当代艺术和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处境，任何一种诉求，都不会从真正意义因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地域文化会自然向全世界传播的，用不着刻意宣传和推动”(王小箭语)我们在强调所谓的民族性、地域性、特色性的时候，更应该反思这是不是一种落后现状下的文化焦虑。
